这一令人震惊的案例，揭开了个别地方政府对待赴京上访群众黑幕的冰山一角。而诸多雷同案件的背后，也隐约浮现出将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的幕后推手。

　　精神病院里有多少个徐林东

　　1997年，漯河市郾城县（现为郾城区）大刘乡（2003年划归漯河市源汇区管理，后改为大刘镇）东王村农民张桂枝，因为和邻居的宅基地纠纷，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受到干部和邻居的殴打辱骂。腿部残疾、丈夫耳聋、儿子智障的张桂枝的遭遇，引起了同村农民徐林东的同情。

　　从1997年开始，徐林东和张桂枝从当地乡镇政府逐级上访到北京，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几名工作人员再次从北京把徐林东接回漯河。此后，他被送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徐林东事件”领导小组现已查明：2003年时任大刘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杨耀勤，时任大刘乡计生办主任的陈会军，时任大刘乡纪委委员、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宋长兴，滥用职权、弄虚作假，伪造了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的有关证明。目前，这三人已被有关部门免职。

　　徐林东说，他在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被强行捆绑48次，电击54次。因自杀未遂左腿摔伤后，徐林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落下了后遗症，左大腿肌肉萎缩，视力也不断下降，写字、看字困难。

　　和徐林东一起上访的张桂枝，也曾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送进精神病院：“2004年五一节前夕，两名镇领导把我从北京抓回来，直接送到了孟庙镇精神病院，关了整整14个月。”

　　“我们那一批被送到孟庙镇精神病院的上访者一共8个。别人有关系或者花点钱，陆陆续续都出院了。每走一个人，我就去找院长说好话，希望能放我回家。可院长每次都说我精神病犯了，电击我。我一共被电击了7次。”至今，张桂枝背上还有当时电击留下的伤疤。

　　河南省上蔡县农民刘应（化名），也因为不断赴京上访，被上蔡县信访部门送进驻马店市精神病院接受强行治疗长达38个月。

　　“在精神病院里，只要不听话，就会被电击。徐林东在驻马店市精神病院时，我也在，我都听到医生们议论过他。说他坚持上访，死不悔改，是被乡政府送来的。”刘应说。

　　“百发百中”的精神病鉴定

　　在东王村村民们眼中，徐林东“勤快能干、能说会道，有时候会说一些俏皮话，是个正常人。”

　　徐林东的哥哥徐林甫说：“林东没有精神病，我们家也没有精神病史。说林东有精神病，实际上是镇干部为了不让林东告状，故意找的理由陷害他的。”

　　驻马店市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在2003年11月25日出具的一份鉴定书却认为：徐林东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加强监护。

　　“在驻马店精神病院的时候，很多医生们都知道我没有精神病，还劝我说，只要不告状，就可以回家。”徐林东说，“我还帮医生护士干一些活儿，比如白天帮护士值班，晚上帮她们去查房。”

　　2009年12月，徐林东被大刘镇政府工作人员从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院。

　　漯河市精神病院院长赵建华说：“我认为徐林东有精神病。他有转院证明和司法鉴定书。我们医院也组织了医生进行了会诊，他的精神病是偏执性精神病中的诉讼狂。”

　　赵建华说，徐林东的症状和教科书上描述的症状一模一样。他所指的教科书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病学》（第四版）。

　　这本书在第422页写道——诉讼狂：这是偏执狂中较为多见的一个类型。患者认为受到人身伤害，名誉被玷污，权利被侵犯等，得不到公正的解决而诉诸法庭。诉讼狂往往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破绽。诉讼狂患者病前多有自负、敏感、强硬的性格。

　　漯河市精神病院规定，任何一名患者被送到以后，都必须组织专家对患者进行会诊。而从该院1993年至今收治的1.19万名患者的专家会诊结果来看，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不是精神病人。

　　松垮的病人收治制度

　　在驻马店市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给徐林东出具的鉴定书上记者看到，委托鉴定机关是郾城县信访局。徐林东在驻马店市精神病院的一些记录也显示，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人在“与病人关系”一栏填写的是“干群”。

　　徐林东在精神病院每月1000多元的“治疗费用”，张桂枝在漯河市孟庙镇精神病院的“治疗费用”，都一直由大刘镇政府从民政救济款中拨付。

　　那么按照现有规定，谁有权力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赵建华说：“我国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精神病院如何收治精神病人。所以，各个精神病院收治病人时，要求也不尽相同。”

　　据了解，驻马店市精神病院对于患者住院的要求是，必须提供村委会、乡镇政府、街坊四邻和亲属的证明。“我们没有办法鉴别这些书面证明的真伪，但是会做一些简单的核实工作。当前，精神病人的收治制度确实存在漏洞。”赵建华说。

　　徐林东的兄弟说，他们是在徐林东被关进驻马店精神病院3年之后，才从漯河市检察院得到消息的。他们表示，当地政府把徐林东送进精神病院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

　　因“徐林东事件”被免职的史洪涛说，大刘乡曾以乡党委、政府的名义，将徐林东不断上访的来龙去脉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当时漯河市郾城县有关部门。其中建议，对徐林东进行精神鉴定，如果有精神病，乡里进行救助治疗。

　　“我们当时想，如果徐林东把病治好了，也就不再告状了。”史洪涛说。

　　“一票否决”的力量

　　1997年至2003年，徐林东和张桂枝不断到北京上访，成了大刘镇政府“维稳”的主要对象。

　　史洪涛说：“徐林东和张桂枝到北京上访，我们只能按照要求，派人去接他们回来，然后稳控在当地。”

　　当地乡镇一级工作中承担的“一票否决”的“经常性项目”有：信访稳定、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环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

　　“每逢重大节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赴京上访。可问题是，一些上访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乡镇政府没有相应的解决能力。比如在张桂枝案中，乡政府就没有权力推翻法院的判决。所以现在一些地方把控制赴京上访作为对基层考核的重要指标，我认为不太科学。”史洪涛说。